世界上最好的老师,花100万美元对抗内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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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前,安德里亚·扎菲拉科(Andria Zafirakou)在迪拜的颁奖典礼上振臂高呼。


据说现在全世界约有1亿名教师,但在2018年,扎菲拉科打败了3万名候选者拿到第一名,她的名头是“全球年度教师”。这有点类似于教育行业的诺贝尔奖。


扎菲拉科在颁奖典礼上始终保持着标志性的笑容,这个在社区学校里教美术的希腊后裔,即便和那些迪拜的王公贵族同台,气场也丝毫不输。


唯一让她有点措手不及的是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。


她知道自己一定会赢得奖杯之类的东西,但这么一大笔钱该怎么处理,她还得好好想想。


第二天,一辆豪华轿车直接从机场把扎菲拉科接到了唐宁街。

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所在地,特蕾莎·梅已经沏好了茶在那儿等她。教育部长尼克·吉布和一屋子的教育界显贵也在等她,这让扎菲拉科感到有些尴尬。


吉布在这里是打算再给扎菲拉科颁一个奖,奖励是一份新工作:政府希望扎菲拉科能作为推广大使,吸纳更多的人才进入教师行业。


大概是常年和孩子待在一起,扎菲拉科只要醒着,脸上就会挂着微笑,可是当吉布把这份工作的宣传计划递到她手上的时候,她的笑容罕见的消失了。


“我考虑考虑吧。”


这似乎不是部长期待的那个答案——在部长旁边,已经有人端起了相机准备拍照。


“有什么好犹豫的呢?”


这个问题一出,整个房间顿时安静了下来。


扎菲拉科板着脸开始解释:“我认为本届政府在对艺术课程的支持上做得不够”,她紧盯着吉布说,“例如你现在引入了EBacc(一种要求学校专注于核心科目的比较狭隘的考试标准),英国时装界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,但你现在这种做法就扼杀了美术课,这是我的课程。”


“按照你们的思路去教育孩子,未来的设计师从何而来?”


扎菲拉科的情绪渐渐有些激动,吉布准备回应这个质疑,但扎菲拉科没打算听,还是自顾自的继续说了下去:


“我教的这些孩子,基本上英语都是第二语言,对他们来说,除了数学,艺术是为数不多能给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学科。为什么政府完全看不到这一点?”


部长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,他开始试图用一些数据和术语重塑自己的权威。


可是扎菲拉科完全不吃这套,“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校达到什么绩效上的目标,教育是为了孩子,当然也为了老师。”


就在这句话出口的那一刹那,扎菲拉科突然知道那100万美元怎么用了:


“如果政府不打算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,那我来做。”


扎菲拉科最终没有成为百万富翁。


她仍然在伦敦布伦特区的奥尔伯顿社区学校里继续自己的工作。布伦特是英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,这里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,也是全英谋杀率最高的地区之一。

扎菲拉科用这笔奖金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,这个机构用于在她的学校推广一种“驻校艺术家模式”。


扎菲拉科会请艺术家走进学校现身说法,这些人包括画家、音乐家、舞蹈家、演员、电影制作人等等。


这个模式不仅要为学生提供灵感和一些实用的建议,更关键的,它要为学生展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:那种将艺术创作逐渐转化为收入来源,从而走上职业道路的例子。


因为要持续邀请艺术家驻校,扎菲拉科真的将她的100万美元花光了,这让许多人感到很诧异:你哪怕好歹换一辆新车,或者与丈夫和两个女儿出去度假一趟呢?


“这种想法在我脑子里一秒钟都不会出现。我就是在这所学校长大的,如果我去花掉这笔钱,这会让我感觉不舒服。连我妈都对我说:你根本不可能留着那笔钱的,对吧?”


“如果我真是中了什么国家彩票,那也就罢了,但这笔钱?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,都是因为周围的同事和那些我教过的孩子们。”


扎菲拉科把2018年的那座奖杯就放在房间一角的架子上,然而当你走进她的屋子,奖杯一点都不显眼,因为那块墙壁足够吸引任何人的目光——那里挂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绘画和艺术作品。

和一般学校的宣传栏不同,那些作品全部是她买下来的。


“我记得自己考教育资格证的时候,有两个人买了我的一些作品,我的化学老师和英语老师。我不敢相信他们会买我做的东西,但他们真的买了,当时他们给了我30英镑。”


“所以这么多年来,当我的学生举办展览的时候,我都会问:这个东西你想卖多少钱?然后我就会买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。”


扎菲拉科望着这些天真却充满想象力的创作,微笑又回到了脸上:只要呆在这里,就仿佛又被孩子们围绕着,至于墙上那些,你随手点一个,她都能讲出背后的故事。


扎菲拉科在她的新书《Those Who Can, Teach》里分享过许多孩子的故事。

“如果我们学校早上六点开门,那孩子们早上五点就会在校门外等着,我的学生们就是这么了不起。无论他们在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,学校永远是他们的家。”


每天早上,扎菲拉科都会站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,为了和他们一一打招呼,她学会了35种语言的“你好”和“再见”,其中包括古吉拉特语、海地语、泰米尔语、索马里语、乌尔都语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语种。


她的很多学生都是刚刚逃离战争来到英国,一家人住在狭窄的单间里,吃穿都成问题,孩子的父母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。


扎菲拉科发现很多学生因为英文说不利索而有点自卑,“没关系,我来学你们的语言”。


作为希腊移民的女儿,扎菲拉科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负担:“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,我深深的体会过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”


放学之后,扎菲拉科还会亲自送学生们上巴士,因为当地的黑帮会等在学校附近招募成员。


只要看到可疑的人,扎菲拉科就会用对讲机联系附近的警察,让警察来替孩子们解围。为了加强学生们的自我保护能力,她还指导孩子们上拳击课。

然而有一些孩子的情况,注定是更棘手的,比如阿尔瓦罗。


阿尔瓦罗在学校生活的头几个星期几乎一句话都不说,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呆呆的望着某个地方,然后剩下的还是无尽的沉默。


扎菲拉科给了他铅笔和纸,那是一张A3纸,结果阿尔瓦罗在纸的中心画了一个小罐子,大概只有邮票的大小。这个小罐子,就是阿尔瓦罗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感知。


阿尔瓦罗最后进了艺术A-level班,因为扎菲拉科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画一些更大的东西,而在这件事上,他甚至可以做得比其他人更好。


还有一个叫勒罗伊的孩子,他的单身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做护工,勒罗伊上课的时候通常都是在睡觉,每个学期都穿同一件外套。


等到下午有体育课,扎菲拉科会让他脱下外套,然后帮他洗衣服,迅速烘干后放回衣架,这样其他孩子也不会觉察到异样。


对扎菲拉科来说,需要特别照料的孩子实在太多了:


比如有的孩子必须在浴室或者楼梯上写作业,因为这样才能不被打扰;


比如有的孩子做作业只能用家里的厕纸,又或者干脆用麦当劳的纸袋;


比如有的孩子因为家里跟邻居共用厨房,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做饭,他只能早早从学校赶回家;


比如有个阿富汗女孩主动请求庇护,因为她的父亲曾威胁要割掉她的生殖器。


……


所以每当扎菲拉科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演讲,她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,她很排斥那些宏大叙事的东西,只有讲起孩子们的故事,她才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。

不过扎菲拉科也时常提醒听众,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
“事实上,那些被迫从学校离开,又回到混乱中的孩子们,一直困扰着我。你总能从孩子身上学到东西,有些教训会始终伴随着你。”

扎菲拉科讲过一个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:


曾经有个七年级的男孩子,在学校被发现有偷窃癖,这孩子除了偷窃还经常打架,老师们只能给他关禁闭。那孩子后来离开了学校,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
直到几个月前,扎菲拉科在公交车站等车,一辆轿车在她旁边嘎的一声停了。一个大块头突然从车里跳出来,快步朝着扎菲拉科而来。


“天哪,这是什么人?”扎菲拉科下意识戴上了口罩,可是大块头竟走到跟前一把将她抱了起来。


“小姐,你还记得我吗?我真的很为你骄傲。”是的,就是当年那个男孩。


这个男孩在和当年的老师寒暄了几句之后又扬长而去,仍然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人在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向扎菲拉科发难:教师一定要成为社会工作者吗?


扎菲拉科回答:“也许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如此,但如果是在我们那种学校,这件事是必然的。学校的全部意义,在我看来,是让每个学生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,度过每一天。”


在扎菲拉科看来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如果教育界的人把这件事称作“教学”,那她宁可直接管这个叫“爱”。


扎菲拉科的父亲是一位希腊东正教牧师,每次礼拜结束后走出教堂,父亲都会把各种食物分给在外面等候的人们。


所以不如说扎菲拉科是有这种DNA的,事实上,她的姐姐玛利亚也是一名教师,姐妹俩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帮泰迪熊包扎,她们看上去就像是天生的护士。

然而父母最开始想让扎菲拉科学历史,而不是艺术。幸好一位懂些艺术欣赏的表亲改变了她父母的想法。


现在,扎菲拉科本人扮演的,就是当年那位表亲的角色,每当她与学生家长进行相似的对话,她总是随时带着统计数据。


“孩子们想从事艺术行业,可是父亲们会坚持让孩子去做会计。我会告诉家长,据研究表明,对创造性学科充满激情的孩子,完全可以成为更出色的科学家,或者至少,会成为更快乐的成年人。”


这也是扎菲拉科和教育部长针锋相对的原因:“我认为政府所做的是一种人为的隔离,如果你看任何科学领域,就会发现创造性思维总是能起到关键作用,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学生们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?”


扎菲拉科在她的书里将矛头指向一些盛行的政治观念,比如学校应该以结果为中心,应该重视纪律性。


“也许这适合某些学校,但在我的学校里,‘寂静走廊’模式的教育永远不可能成为答案。孩子们需要空间去创造,他们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。”


为此她建立了课外和周末俱乐部的活动名单,对任何公立学校而言,这种俱乐部的模式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。


“每一任教育部长都来过,如果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,他们就不会说‘因为我对艺术一窍不通,所以艺术没用’这种话。”


自1900年以来,总计有49名政府官员控制着英国的学校系统,而这其中只有4个人以前真正在学校里教过书。


“对我们教师而言,坐在唐宁街10号的那些人就像上帝一样。”


扎菲拉科这话可是明摆着的讽刺,她是想说,那些教育官员的行为在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是如此的难以理解,那些人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上向下凝视,对着那些沥青操场肆无忌惮的发射闪电一样。


因为疫情的原因,过去一年的时间里,有太多家长找到扎菲拉科,向她倾诉在家教育孩子有多困难。

“教自己的孩子就是很难的,他们从来不会听你的。”扎菲拉科总是半开玩笑的说。


和其他人一样,扎菲拉科也在试着接受新的挑战,他一边要在线上授课,一边要照顾两个女儿,一个10岁一个12岁。有时屏幕里的孩子们望着她会大笑起来,因为在她身后,女儿正在上街舞课。


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“老师的诅咒”,是说老师们自己的孩子,不得不面临其他孩子和自己分享母亲的困境。

扎菲拉科对此倒不以为意:“我的家人都住在学校附近,如果不是因为他们,我永远也做不到现在的一切,我的孩子们很支持我的工作,当然,她们很喜欢妈妈出现在google上的感觉。”


学校被迫关闭的那段时间,扎菲拉科因为在线上授课竟然感冒了,当然她没有染上新冠。


“我怀念在学校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感觉,我总是需要从他们的笑声中汲取能量,那种食堂里的香气飘进教室,和油漆味混合在一起的感觉,真的让人兴奋。”


“仅仅是看到他们回到操场上,那种感觉就足够美好了,当然我知道在有的人看来,那是一种噪音。”


扎菲拉科说的也是事实,她身边有一茬一茬的老师选择了放弃。有一项数据表明,英国近10年在教育行业里,有15.3%的人只干了一年就转行了。


然而令扎菲拉科痛心的,从来不是同行的离开,而是孩子们的离开。


比如有个女孩在16岁那年出嫁了,扎菲拉科失去了一个好学生。些许宽慰的大概是,出嫁之后这孩子还会偶尔来学校请扎菲拉科帮点小忙。

现在,学校已经重新开学有一段日子了,扎菲拉科望着操场上的孩子若有所思。


如果一切顺利,她还想写本新书,或者没准有哪个导演看上了她的故事。


“也许能让詹妮弗·洛佩兹来扮演我这个角色?为什么不呢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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